北大老校长陈佳洱:科学不是谋生的职业,科学需要献身

原标题:北大老校长陈佳洱:科学不是谋生的职业,科学需要献身

人物简介

陈佳洱,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10月生于上海。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12月至2003年12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从少年时观看电影《居里夫人传》到现在,陈佳洱已经度过一甲子还多的岁月。84岁的他却仍然清晰记得,电影中的居里夫人,用手工处理8吨沥青,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终于提炼出0.1毫克的镭。不久前受邀参加《朗读者》时,他朗读了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

就像居里夫人一样,陈佳洱身上有着典型的老派科学家的气质:严谨,坚韧,温和沉静,理想主义。他出生在山河动乱的战争时期,为报国投身科学,进入和平年代后又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到了近年,他知觉“科技工作已经由一种高尚的兴趣变成一种社会的分工”,仍希望提醒每一个有志青年:想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要有淡泊名利、抵制种种诱惑、一心一意献身科学的自觉。

电影《居里夫人传》影响他的一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11月,上海沦陷。日军的严酷统治,成为陈佳洱童年的底色。他说,对日本人最深的印象,是“凶残”: 中国人被叫做“支那猪”,经过日本岗哨要脱帽行礼,日本人一不高兴,中国人就会被拳打脚踢。

在小学里,陈佳洱和同学被强迫学习日文。小学老师爱国,让孩子们偷偷把原来的“国定教科书”抄下来。日本学监不在时,全班就还是念“国定教科书”。这段经历让陈佳洱早早知道:没有强盛的民族和国家,就根本谈不上个人的尊严和前途。

陈佳洱的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陈伯吹。战争期间,陈伯吹把家人安排在上海租界,只身去了后方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佳洱才与父亲团圆,对科学的兴趣,也自那时起萌芽。

父子俩常一起去看电影。上中学后,陈佳洱开始住校,但只要有关于科学家的电影上映,陈伯吹都会接陈佳洱去看。一天下午,大雨倾盆,陈佳洱跟父亲去看《居里夫人传》。电影中的居里夫人用手工处理放在缸中的8吨沥青矿石渣,无数次的失败,5600次结晶后,终于提炼出了0.1毫克的镭。陈佳洱被深深触动了。

“我就这样慢慢培养了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陈佳洱回忆。

高度保密的“546信箱”

15岁,陈佳洱中学毕业。陈伯吹听从朋友的建议,决定让陈佳洱去东北老解放区上大学,近距离感受革命精神。陈佳洱便报考了大连大学。当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也在大连大学任教。

王大珩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在物质还不富足的年代,学生们借此苦中作乐:谁得了王老师的五分,谁就请吃花生米。“在王老师手里得五分实在太难了。”陈佳洱回忆——可一学期下来,他请同学吃了三次花生米,后来还当上了物理课代表。

1952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连大学的理科被调整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陈佳洱也转到了东北人民大学。东北人大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十分强大,陈佳洱的毕业论文由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朱光亚指导完成。

陈佳洱回忆,朱光亚先生对他的论文很满意。三年后,中央决定实施“两弹一星”战略,要在北京大学建立物理研究室,培养核科学人才。朱光亚到北大后不久,便把陈佳洱调过去担任助教。

不到21岁的陈佳洱,得以参与新中国一项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事业。物理研究室对外高度保密,代号“546信箱”。陈佳洱说,在这里,所有人想的是“一定要造出原子弹,为国家争这口气”。

为了给选拔来的学生上课,朱光亚要求陈佳洱在一年之内筹建实验室,安排教学实验。陈佳洱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助教,每天干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在实验室里放了张床,实在睏了就躺一会儿。就这样熬了七八个月,终于排出了八个实验。

1956年9月,中国第一批核物理专业毕业生由北大输送到新建的核工业与核科学研究基地。同年,北大物理研究室又创建了放射化学专业,次年输送了第一批毕业生。陈佳洱说,当时选拔的学生里,出了近十位中科院院士。

刚上任北大校长每晚睡不着

从“546信箱”开始,陈佳洱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70年代,经历过留学与下放,他回到北大技术物理系担任教研室主任,主要“上课、搞科研”。尽管身在高校,他始终对行政职位没什么兴趣。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介书生”,“本质工作还是一个科研学者”。

让陈佳洱没想到的是,1996年北大校长换届,组织上要求时任副校长的他接任。“当北大校长压力太大了。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让我来当,我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当这个北大校长。” 教育部三次谈话后,陈佳洱终于答应,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校长的岗位——刚上任时,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从1996到1999年,陈佳洱当了三年半的校长,主要的工作重心是推动学科建设、引进学术人才。为了促进学科间的交融,他提议成立若干学部,北大自此有了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理学部和后来的医学部。他还推动文理科学生互修学分,希望北大培养出的学生能兼具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即便多了各种开会、出差的行政工作,陈佳洱仍坚持讲课,做实验,带研究生。人们觉得这个校长不一般,他只觉得这是本职:“校长讲课,我觉得很有道理呀,校长要重视教学,在第一线,才能与大家有共同语言,还能同学生交流。”

1998年,适逢北大百年校庆。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正是在这次庆典上,中央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随后,陈佳洱找到时任清华校长的王时中,两所顶级高校签订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

因为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校园各处奔走,陈佳洱被视为北大历史上最亲民的校长之一。据说有一次北大停电,陈佳洱急得自己跑到配电室请工友赶紧修,对方竟没有认出面前的人就是北大校长。人们至今仍对一张杂志封面津津乐道,照片中,64岁的陈佳洱骑着自行车,公文包搁在前筐里,脸上是温和的笑容。

“研究没有做够”

从北大卸任后,陈佳洱又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上任不到两个月,他就熟记了各种统计数据:6个申请项目中只有1个能得到资助,资助科技人员平均每个人还不到一万元。2000年初,他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坦言基金运作仍有弊端,希望更好地满足科技人员的需求,促进人才成长和科技创新。

也是从那时起,陈佳洱愈发关注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困境。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面临的选择和诱惑都太多了。另一方面,功利化、“唯论文论”、无序竞争、教研分离,严重影响着中国科研工作者做出真正有质量的创新。

呼唤改革的同时,他始终秉持着从朱光亚、王大珩那一代科学家延续下来的传统,认为搞科学是需要爱国奉献精神的。2000年接受采访,他提醒年轻科学家们,没有奉献精神,“坚持不下去”;2013年接受采访,他谈起那些献身科学的前辈,谈中国如何在这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摆脱贫弱,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我们现在总说科技工作已经由一种高尚的兴趣变成一种社会的分工。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但我要提醒每一个有志青年,要想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你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淡泊名利,抵制种种诱惑,一心一意地献身科学,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中国梦"中,在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奉献的中实现人生的价值。”陈佳洱说。

1956年建成的物理研究室教学实验大楼,如今仍然坐落在北京中关村,成为了北大技术物理系的教学楼。年轻学子背着书包进进出出,为已经老旧的灰色大楼带来生气。陈佳洱时常回到这里,缓缓地拾级而上,进入曾经奋斗过多年的教室,给本科新生讲中国两弹一星的历史,或是跟博士生讨论论文。

“研究还没有做够。”他说。

综合自《环球科学》、《文汇报》、科学网、《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红星新闻等报道。

采写、综合:南都记者 冯群星

作者:冯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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